今年7月7日，省委、省政府召开了推进武汉城市圈建设工作会议。省推进武汉城市圈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正式组建并开始运转，城市圈9市政府和各成员单位进一步健全了工作机制。10月15日，省推进武汉城市圈建设领导小组召开第一次（扩大）会议，省委副书记、省长罗清泉强调，推进武汉城市圈建设，各级党委、政府要格外的重视、有所作为。要注重于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用改革开放的办法来引导推动城市圈建设。
近日，本报组织有关专家和参与城市圈报道的部分记者座谈，就大家共同关心的问题进行了有益的对话。
任大文：城市圈经济在我国呈现出勃勃生机，“珠三角”、“长三角”领跑中国经济，成为中国最重要的经济增长极。作为城市集群或连绵带，城市圈在推动经济发展方面有咋样的显现？
梁亚莉：城市圈的实质是经济一体化，要害是产业分工，形成区域分工明确、配套紧密的产业链架构。城市圈的经济功能除了吸引资本外，最关键的是对区域资源来优化、整合和合理配置。让生产要素按最优配置的方向进行不断流动，就会有按比较优势进行的分工与配合，就有了一体化。而有了一体化，整个区域的产业竞争力、城市竞争力才有提高。
杨云彦：城市圈各成员应是一个有机整体，才能成为经济圈，否则只是简单堆砌而已。这个有机整体，前提是内部必须有一个相对分工，同时有一个紧密的内部联系，假如没有这种紧密联系，就“圈”不起来。中心城市功能，主要是集聚效应与扩散效应。集聚效应有两方面内涵：一是指与企业规模和产业集中相联系的内部和外部经济；二是指各种社会、经济因素向城市空间集聚和彼此相互作用所带来的经济效益。
城市集聚功能主要是通过需求集聚效应、生产（供给）集聚效应和社会集聚效应来实现的。
吴永保：城市圈是工业化、城市化发展的必然结果，是提高区域竞争力的必然要求。城市圈吸引和集聚资本的功能只是问题的表面，作为区域经济发展的增长极，更重要的在于其推动工业化、城市化以及市场化、国际化进程中的极化作用，在于其对资源的整合与优化配置的推动，在于其对产业扩散功能、技术创新功能、信息聚散功能和综合服务功能等城市和区域综合竞争力的提高。
任大文：我们前一段时间到长三角采访，看到那里发展非常迅速。城市圈所形成的规模，对其区域发展是有利的；对其中的每个城市，也起到非常好的作用。反观武汉城市圈，一体化进程才起步破题，对这个“圈”，对将武汉作为中心城市，似乎总有这样那样的议论。
梁亚莉：城市圈对我们是完全新鲜的事物。我们在做课题中，首先试图对全球区域经济的亮点做多元化的分析。比如东南亚的雁行模式。日本作为领头雁、中心增长极，在产业的升级扩张中，一些具备比较优势的产业向周边扩散，推进了周边的工业化进程。最开始是一种垂直分工，到后期，随着四小龙的加快速度进行发展，又出现水平分工的态势。我们大家都认为，雁行模式是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重点。
现在回到城市圈。前面谈到，区域经济发展取决于要素的自由流动、资源的优化配置，这方面第一步是要体现的就是区域产业的优化配置。在一个经济联系更紧密的地区，城市圈正好提供了产业集聚、产业链条的载体。工业化与城市化是并行的，工业化先天有一种集聚的态势，它要寻求它的最优配置，而且越发展越强调有高度现代化的生产服务体系，如营销、金融、信息、各种中介等。
为什么区域经济发展到今天，最高形态是城市圈？这与城市功能有关系。为什么城市圈一定要有一个中心？这与中心城市的功能有关。法国经济学家、城市圈理论提出者戈特曼概括，城市圈的中心城市，一定是国际经济的节点，是该区域与全国乃至全球经济接轨的“口”。在长三角，许多城市对上海，有一个从不自觉到自觉接轨的过程。因为他们看到，从市场、从产业化、从服务等方面看，上海所具备的国际大都市的节点作用，是其他任何城市都不具备的，不可能脱离上海另搞一套。
所以要思考中心城市的功能，要思考武汉怎么样打造城市圈的中心功能。现代制造业是最基础的功能，但是从长远看现代服务业是最核心的东西。武汉一定要具有这样的功能，为城市圈区域内所有产业、企业和商业活动，提供完善的服务平台与体系，提供一个与全国、国际接轨的节点。这是“1＋8”中其他城市不可能建设的功能，也是武汉最大优势和潜力所在。
张勇军：我们去江苏，有专家谈到中心城市与周边城市关系时，说到产业转移时提出“外溢”的概念。所谓“外溢”，是不是就是饱和了、要溢出了？当前武汉自身发展尚不充分，这种背景下怎么看“外溢”？
梁亚莉：“外溢”是个相对概念。在计划经济时代国家有意识布点布局的情况下，一些城市是全国重要工业基地，但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商务成本升高后，很多产业不适合在大城市发展，应该向外转移。这种不适合在中心城市发展的产业，并不是要等到非常饱和，没有立足之地才出去。
杨云彦：“外溢”有一个过程，首先是从劳动密集、技术和资本含量低的产业开始溢出，这是产业升级的必然。
梁亚莉：上海产业转移动作最大的时期是上世纪90年代中期，那时上海并非到了很好、很繁华的阶段。但市政府下决心将纺织业向外转移，30多万人离岗转岗。为什么？客观需要。我们注意到，在长三角一体化的自发过程中，市场先行，产业先行，产业转移与升级是很明显的。只要看看近几年上海几大产业比重的变化和周边产业比重的变化，就很清楚了。
张勇军：相对来说，武汉城市圈就缺乏这样一个过程。武汉市产业升级很缓慢，带动周边的力度较弱。从龙头来讲，这方面的作用不够突出。武汉要主动地看“外溢”，动态地看“外溢”，借自身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促进产业转移。
梁亚莉：现在武汉周边城市对前店后厂模式很关注，这就是一种分工，也是一种转移的模式。珠三角、长三角就是如此。珠三角是港澳的产业转移，长三角晚一点，客观上也是借上海产业升级过程与周边自发的工业化结合起来发展的。产业转移和升级中，城市规模与功能不断的提高，密集的城市群很快形成。
杨云彦：“外溢”，其实有两个层次，一是产业转移，另一个是“外部性”，通过集聚产生外溢效应。要让别的城市感到，在武汉能够享受到充分的外部性，能够为他们带来投资。这种“外部性”是“1＋1”大于2，否则“1＋1”等于2或小于2，周边城市对武汉就没有向心力。
黄磊：国内不少地方都在打造城市圈，各城市圈在资源禀赋、经济水平、城市间的结构等方面存在一定的差异。武汉城市圈有咋样的特点？相对沿海地区，武汉城市圈会否形成后发优势？
杨云彦：在长江沿线已经和正在形成三大经济圈和城市群：以上海为龙头的长江三角洲经济圈和城市群，以武汉为中心的长江中游经济圈和城市群，以重庆、成都为核心的长江上游经济圈和城市群。三大中心协调发展，将形成东部地区与西部地区联动的格局。中部地区承接东、西，而武汉沿江连接上海和重庆两大经济圈。现在，中部地区、特别是湖北省，具备了发展经济的所有条件，甚至是特别优越的条件，从人才优势、地理位置、区位优势、产业基础、自然资源、市场空间来看，基本上占全了。
但与过去比，湖北地位下降了，武汉在中部地区的龙头城市的作用已大大削弱了。我用一个词形容中部地区的状况：“边缘化”。美国、欧洲的中部都有这个问题。
我觉得，现在应该以全球化视点来看中部、来看武汉城市圈。从历史上看，全球化如今对中国中部的影响是过去从来就没过的。中国改革开放前一直是封闭经济、封闭市场。在封闭市场中，中部最有利，市场最集中，交易成本最小。但改革开放20多年的历程证明，只有在国际化分工中寻找自我的位置，产业位置、区域位置，才能真正在竞争中有立足之地。湖北的情况体现在三大不足：国际化不足，市场化不足，民营化不足。我要强调的是，不是说我们无发展空间，而是要重新定位，在全球化体系中定位产业和区域分工。
吴永保：戈特曼说过地缘优势对地区经济发展起主导作用，其他因素能改变地缘因素。
张建华：就武汉城市圈看，劣势也体现在生产体系上，一是与国际大资本对接不够，没有背靠国际大生产体系。二是武汉本身现在已没多少好的生产基地，以前的机床、纺织等早已弱化。武汉城市圈成为一个圈的根本所在，就是能否体现出整体力量。这种整体力量的体现，不仅是资本积累，重要的是好的生产体系，这是经济圈能否存在竞争力的终极表现。这样的生产体系，在内部还能形成一个贸易市场，贸易创造效应。这个词是欧盟创造的，对整个区域经济有很强的互相支持作用。
作为后发展地区，武汉城市圈的确具有许多后发优势———后发展地区或国家可以引进和模仿相对发达地区或国家的技术，而无须承担对应的研发费用；通过制度上的移植或模仿，能形成有利于经济体系有效运转的制度体系；利用发达地区或国家产业转移的契机，完善和促进落后地区或国家产业体系的发展；由于落后的压力，落后地区或国家在精神上具有更强的赶超意识，从而极大地激发了其创造力。
但如果这些比较优势没有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就没办法形成具有现实意义的竞争优势。就武汉及其周边地区而言，要发挥后发优势，重点是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通过形成一种良好的运行机制，把后发优势转化为竞争优势，以激发市场活力、建立现代产业体系，最终促进区域经济的总体发展。
习少颖：首位度是个相对概念。一般来说，首位度大于或等于2即具备作为区域中心城市的条件。武汉市的首位度达到6以上，比上海之于长三角的首位度还高。武汉与周边城市之间的巨大落差是优势还是劣势？对武汉城市圈的建设会产生何种影响？
吴永保：首位度不能绝对看数字，要看首位度内部剖析。武汉与周边城市的落差是历史形成的关系，包括国家过去的工业布局，不是说武汉已发展得很好很快。
任大文：是不是能够这样理解，首位度这么高，是因为中心城市集聚与发散功能发挥不够。
吴永保：对。首位度是个相对概念，同时也是个历史概念。因我们是在事先人为地划定的空间区域（即1+8），事后来计算武汉城市首位度的。长三角、珠三角城市圈发展已进入成熟期，其中心城市的首位度比武汉低，并不代表上海、广州、深圳等城市的经济实力和聚散功能比武汉弱。
武汉与周边城市的大落差有优有劣。武汉城市圈内各城市发展不平衡，既包括发达或比较发达城市，也有落后或比较落后的农村，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特征明显，工业化、城市化水平低，经济外向度低；武汉市作为特大中心城市“鹤立鸡群”，商务成本相比来说较高，城市之间可以说既无竞争，也无垄断；圈内城市体系等级结构不合理，中等规模城市数量偏少，城市间承上启下作用不明显；圈内城市间功能定位不明确，产业间协作分工关系未形成，很难做到错位发展、优势互补、形成基于有效竞争的合作。当然，落差大可以充分的发挥武汉市的辐射与带动作用。同时，我们不得已考虑商务成本相比来说较高所形成的对资源的“梯度效应”和“挤出效应”，以及对资源的“反梯度效应”和“反挤出效应”。
武汉自己能生产什么、服务什么；整个区域、中部地区、全国或全球范围要说明，武汉能提供什么，一定要找到结合点。这决定了武汉市的极化作用。如果国际上需要的东西，武汉生产不出来，或周边8城市需要的东西，武汉都提供不了，服务不了，极化作用还谈什么呢？结合点就是今后武汉城市圈发展的切入点。
任大文：有专家觉得，城市圈建设按不同发育程度可分为“培育、发展、协调”三阶段。武汉城市圈显然还处于培育阶段。此阶段，政府的指导作用和干预性是否该更强些？在长三角，在许多地方，政府与市场如何各自起作用，始终有争论。
吴永保：关于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同样要放在工业化、城市化等大背景下来看。武汉的城市化水平为58％，市场化水平更低，只有33％左右。首先应看到，城市圈是工业化、城市化的自然过程，由于市场水平不高，市场作用要与政府作用结合起来考虑。第二，从其他城市圈发展形态趋势看，凡是市场经济比较活跃的，城市圈都是自然形成；市场经济不发达的，多是政府提出，人为划定。在工业化不发展时，这种人为提出能够理解，能采用市场经济与政府调节相结合的办法。政府有所为有所不为，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用看得见的手，解决市场失效的问题；通过政府宏观调控，实现赶超战略。比如，经济一体化过程的前提是基础设施的一体化，包括交通、通讯、信息一体化。政府恰恰在公共产品的提供上有所作用，如修高速路网，搞一小时都市圈。
杨云彦：在弱市场情况下，强政府是必要的，但这种强政府必须是聪明的强政府，将市场培育大，多培育民间市场主体，将自己的行为规范，管制放宽松。政府要尽量让市场占主导，而不是管制。
张勇军：省委书记今年7月在一次会议上说，“武汉经济圈要开始务实了”。这个实到底该怎么务？一些部门提了很多观点，一些部门还在观望。上级说下级无动作，下级指责上级缺乏政策。我们应构建什么样的合理机制？长三角有市长联席会议，每次定几个主题，各自有机构负责实施与协调。那么，我们这里的政府推动应从哪方面入手？
梁亚莉：政府作用有三点，一是清障，二是搭台，政府必须为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条件，三是引导，政策引导等。
杨云彦：在圈内各城市间，省政府应出面组织协调机构，包括省直部门和“1＋8”的主要负责人，从基本的产业政策、基础设施对接、清理行业限制与管制、清理地方贸易保护壁垒等方面着手。另外一个层面，成立专家委员会，研究制订产业政策、评估经济圈建设状况、就城市规划、产业布局、重点项目、基础设施、市场体系、生态保护和资源开发等提出战略规划和具体建议。
张建华：在一个区域范围内，进行利益调整是必要的，因此要考虑市与市之间的利益补偿机制。在全省整体发展的策略中，要采取一定的、相对全省另外的地方相对特殊的政策。否则，“1＋8”的协调会有问题。与其他城市圈相比，武汉城市圈在同一行政区划内，协调机制成本会低得多。
黄磊：我们刚才谈到许多关于武汉要发挥中心城市作用、促进产业转移的话题，但现实中武汉的产业扩张或转移首先考虑的是其“远城区”而不是周边城市，如何评价这一现象？怎么样看待“1”与“8”之间的产业梯度转移？
任大文：现在要对圈内存量做调整很难。圈内应更多考虑增量问题，通过增量调整，实现合理配置。
吴永保：按空间经济理论，产业集聚按三个层次展开，即产业区位———城市———区域非均衡发展。在武汉的工业化、城市化发展进程中，一定要考虑在空间结构和功能优化基础上的城市中心与边缘布局问题。武汉作为中心城市，可以有主经济中心和次经济中心，制造业基地向远城区迁移，可以为主城区或主经济中心留下完善与提升城市功能的足够空间。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首先要推进城郊一体化，提高郊区的城市化水平。怎么样提高，要靠产业支撑，要建设现代制造业基地或产业集聚园区，进而推动郊区的能源、交通、信息等基础设施建设，完善城郊统一的基础设施网络，为周边城市的工业化、城市化作示范，为产业向周边城市转移起“桥头堡”作用。
产业集聚或转移，其实就是成本导向下的企业投资行为和地方利益导向行为综合起作用的过程。“1+8”之间的产业梯度转移不单单是理想，而应当是在推进一体化进程中实实在在的行动。武汉提出发展产业集群，培育延伸产业链，其战略本身已是基于对产业转移及其产业链形成机理的认识，定位于构建武汉城市圈这一目标。从长远看，产业向远城区转移只是第一步，将来必然会在周边城市形成要素互补、生产营销环节互补、上下游产业配套的产业布局。
习少颖：城市圈发展讲究产业协作、分工配套，许多部门制定产业规划也是遵循这样的思想，但实际中各地在项目的引进和培育上却似乎像在打乱仗———为什么政府的产业规划总会与实际有明显不同？是不是能够在圈内建立某种机制和制度来约束？
吴永保：随着经济全球化、城市化进程加快，产业政策，尤其是地方政府的产业政策内容和实施方式要做调整。着力点应放在政策的导向性功能上，而不在于改变某一特定产业资源配置状况；导向功能旨在培育有利于提升区域产业竞争力和配套力创新机制上。产业规划导向功能在现实中体现，必须结合新的投资体制改革来考虑，围绕如何形成区域产业集群，如何圈绕产业链定空白招商引资。地方政府在运用产业政策、制定产业规划方面有所不为才能有所为。
市场经济是利益主导的经济，在一个区域内，在现行财税体制和投融资体制下，我们把地方政府和企业都可以当作一个利益主体。是利益主体，它们都会按照自身利益选择去博弈，去考虑其产业高质量发展导向和投资行为。不能离开市场、利益去空谈什么双赢、合作。
城市圈发展中出现的争投资、相互设关卡，重复建设等不正当竞争现象都与体制障碍和行政壁垒有关。在进一步推行体制改革和行政改革的同时，各城市领导要有科学发展观和政绩观，用全球化意识，市场化意识和区域化意识取代狭隘地方本位意识。
张勇军：现在不少周边城市的大企业将总部搬到武汉，原总部所在地往往感觉经济被削弱了。怎么看？有没有可能予以适当调节？总部迁汉和生产基地外移，是许多企业的自主行为，但客观上影响迁出地的财政收入，因而往往遇到阻力。武汉市在这方面有个尝试，对跨城区扩展的企业，为帮助其顺利流动，实行了类似“核准基数，增值分成”的财税体制，效果较好。武汉城市圈是不是能够借鉴这一做法？
张建华：武汉城市圈内，在武汉地区以外的一部分企业在发展到一定规模以后，将总部迁往武汉，或者在武汉市的一些企业将生产基地向外地迁移，这些都是符合企业自身发展需要的自主行为。具体来说，总部迁汉可以为企业进一步拓展市场空间和提高知名度提供机遇；而生产基地外移则主要是出于降低公司制作成本的考虑。因此，政府不宜强加阻拦。在这一些企业的成长过程中，许多地方政府曾给予过大量的支持。客观上，若发生流动迁移，必然会影响到当地政府的财政收入。因此，在武汉城市圈内，“核准基数，增值分成”的做法，应该值得大力推广。
另一方面，各地政府应该进一步拓宽发展思路，采取更多有效的措施。例如，对于总部迁汉的企业要搞好配套加工和生产服务；而对于生产基地外移的企业，也要在金融、贸易服务等领域作好拓展。总之，通过延伸和拉长产业链，我们既能弥补流动造成的不利影响，又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促进整个城市圈内产业分工的进一步繁荣。
习少颖：省委、省政府已经明白准确地提出，加快武汉城市圈建设。如何加快，有什么具体建议呢？
杨云彦：首先是统一规划。建议就武汉城市圈发展的策略、产业政策主题，结合城市规划修编及十一五规划制定，开展科学、深入的研究。可优先考虑省内和省外成立两个专家组，研究同一问题，达到互补效果。在此基础上编制武汉城市圈区域一起发展规划，科学确定各个城市的发展目标，产业特色和功能定位。第二，加强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加快交通运输和信息网络的管理体制改革，探索区域性基础设施协调发展的经营机制和投融资体制。第三，逐步扩展，做大块头，推进“武（汉）黄（石）鄂（州）”率先一体化，在武汉城市圈中先形成一个大型“增长极”，通过极化效应获得规模实力的迅速强化，同周围区域经济形成一种势差，再通过扩散效应不断引导和拉动周围地区经济加速发展。第四，整合圈内资源，统一招商引资政策。第五，建议由省政府和圈内各市共同筹资，组建城市发展基金，作为圈内重大产业项目和基础设施项目的贷款贴息、债券贴息等等；争取发行区域性项目债券、企业债券和区域建设政府债券，规范和推动信托融资、私募基金融资，提升武汉区域性长期资金市场功能。第六，积极开展流域合作，做好汉江沿岸等流域开发的协调与保护。武汉城市圈作为一个流域性区域经济体，有必要、也有一定的可能进行汉江跨行政区域的水环境管理。可以借鉴国外如德国莱茵河及一些外省市内河流域的管理经验，建立整个流域专门管理体系来管理流域的水污染问题，进行跨行政区河流水污染综合整治以及资源保护工作。第七，打造武汉“总部基地”，形成合理的价值链分工。“总部经济”是市场之间的竞争白热化、资本流动国际化、经济发展知识化、产业分工精细化的一种表现。武汉的人才、教育、科技资源仅次于北京和上海，能够为总部经济的发展提供动力支撑。总部经济主要集约的是“两头”：研发和营销。打造“总部基地”，能形成武汉与周边城市的垂直分工，从而避免和减少水平分工而带来的过度竞争，进而优化武汉与周边城市的分工并拓展各产业内部分工和专业化的程度，加快武汉城市圈经济一体化的进程。
杨云彦：目前，湖北、湖南和江西三省正在建设武汉城市圈、湘东北城市圈、赣北城市圈。如果将三者连成一体，在地理上就基本上构成了长江中游经济区。武汉城市圈、湘东北城市圈、赣北城市圈目前基本上各自都属于“一小时经济圈”，可完全融合为一个“三小时经济圈”，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唐就都属于“三小时经济圈”。武汉与长沙、南昌之间都有高速公路通达，相互之间车程均在3小时以内。三省可完全现在的武汉城市圈、长株潭城市圈和昌九工业走廊为基础，相向发展，互为犄角，形成以武汉为核心，以长沙、南昌为支点的长江中游经济区。只有通过三圈融合，聚合与释放三省的能量，才能从根本上提高中部地区的品位，实现中部地区经济的跨越式发展；也只有通过三圈融合，才能将长江中游地区建成21世纪中国和长江流域经济的支撑点，促进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才有利于建设继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环渤海之后又一个全新的经济区。